汾河舟楫曾记否

2019-09-2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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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衔落日千林紫，渡口归来簇如蚁。中流轧轧橹声清，沙际纷纷雁行起。遥忆横流游幸秋，当时意气谁能俦。楼船箫鼓今何在？红蓼年年下白鸥。明代诗人张颐行经汾河，创作了歌咏汾河美景的千古名篇《汾河晚渡》。在张颐眼中，斜阳挂在西山山巅，余晖将汾河两岸的树林染成紫色。船只穿梭于汾河之上，桨橹轧轧作响，岸边沙滩上的大雁纷纷飞起……

█ 汾河公园汾河晚渡景点

曾几何时，汾河上的舟楫往来不断。汾河流域有过秦穆公“泛舟之役”、汉武帝“横汾箫歌”之壮观景象。《水经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北管涔山。”此后一路南下，流经太原城区段约60公里，并在太原境内接纳支流9条，这就有了“汾河流水哗啦啦”的美妙旋律。但汾河太原城段的船运始于何年，未见古籍定论。据《水经注·汾水》记载，东汉永平年间，就已开始滹沱河和汾河的水利开发，拟将此两河东西打通，“将凭汾水以漕（运）太原”。

漕运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就是利用水路（或辅以陆路）向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大规模调拨粮草的一种专业运输，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宫廷消费、军队粮饷及官员俸禄等供给。相比陆路，漕运便捷，成本也低得多，所以，当年的河道里主要运输的是粮食。《后汉书·邓训传》对东汉永平年间的这次汾河通漕工程进行了记载：“理呼（滹）沱石臼河（在今河北省唐县东北，已涸）从都虑至羊肠仓（在今静乐县境内）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至东汉建初年间，滹沱河与石臼河运渠大体凿通，试航结果是，漕船“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之后，时为东汉谒者邓训奉旨实地考察该运渠后，上奏不能通航，朝廷方罢，只好“更用驴辇”运输。可见，东汉政府对于汾河漕运尤为重视，但惜于国力不济，太原“大运河”未能付诸实现，否则，京杭大运河当排在其后了。曹操也试图开发汾河与潇河的漕运，但终因工程浩大，只得作罢，彼时的古城晋阳错失漕运红利。

随着北魏的崛起，太原的汾河段终于响起了船队行进的号子。据《晋乘蒐略》记载，北魏迁都洛阳后，静乐县境的羊肠仓到晋阳古城之间，已开辟了漕运。东魏兴和三年（541）高欢曾令各州于滨河及津梁之处建置粮仓及码头储粮，随时转漕应对赈灾或军需。后来高欢虽然迁都邺城，但仍以晋阳为“别都”，进一步拓宽羊肠仓和晋阳间的河道，凭借汾河天然优势转漕。此时，羊肠仓、向阳店等码头粮食堆积如山，河道内帆樯如林，舟船如练，船工摇浆击水，拉纤号子响彻云霄，一片繁忙景象。

隋唐两代，汾河水量很大，通航能力很强，漕运兴盛达到顶峰。据《隋书·食货志》载，隋开皇三年（583），因国都大兴城初建，粮储空虚，隋文帝诏令漕运“汾晋之粟，以给京师”。这趟漕运可是非比往常，运粮船队先由渭水驶入黄河，再由黄河逆流北入汾河，直上太原，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命”，沿途艰险可想而知。唐开元年间，唐玄宗为解决京师长安粮运问题，采纳了漕运大臣裴耀卿的建议，大批粮食“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谓之北运”。可见当时的太原汾河流域漕运繁忙，有万舟竞发的盛况。如此“蚂蚁搬家”式的运输船队，远望如同一道流动的“水上乐园”，因而这一时期还诞生了汾河漕运诗作。家住汾河岸边的唐朝着名诗人薛能，就写过一首题为《怀汾上旧居》的诗，其中有句“素汾千载傍我居，常忆衡门对浣纱”，说明唐时汾河之水，不仅可以航运，而且清澈可以“浣纱”。

为保障这段天然“运河”的畅通，沿河两岸植柳槐，建池沼，一则加固河岸堤防，避免坝溃水失搁浅船只；二则沿途可以赏景，以解舟船劳顿之烦闷。此外，唐宋时的太原汾河岸边还建有河神庙，既有为防水患、行船祈安的用意，也兼做水路的参考标志。

《宋史·太祖本纪》称：宋开宝二年（969），太祖赵匡胤亲征北汉，引汾水淹灌晋阳城。四月“幸汾河，观造船”，五月“命水军载弩环攻。”短短几行字，再现了汾河版的“赤壁之战”，规模虽不及彼，却也导致了一座千年古城——晋阳不久之后的毁没。至此，太原的汾河堤防遭遇人为破坏，汾河航运较前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仅有少量的行船驶过。

乱砍滥伐森林资源更加剧了汾河水域的灾难。据文献所述，唐中叶以后，长安城附近的山林已砍伐殆尽，不能满足无休止的宫殿建筑的需求，“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于是吕梁山又成了砍伐重点区，因为其距离长安、开封、洛阳及燕都较近，更兼有黄河、汾河水运及陆运之便。尤其是北宋真宗期间，开封城中大造宫殿，吕梁山林中的伐木工多达三四万人，砍伐的大量木材，“先沿支流漂入汾河，后束为木筏顺汾河而下，至河津入黄河，沿河东下至于开封。”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万筏下河汾”的情景。汾河流域历经唐宋金元各代垦殖、采伐，以前林草茂密的青山绿水变成了满目荒芜的光山秃岭，水量大减，水土流失加剧。汾河航运灌溉的便利逐渐变成了旱涝无定的灾难，水源日渐枯缩，到明代，河上只能“秋夏置船，冬春以土桥为渡”，某些河段甚至“赤足可涉”。

清初，康熙派人勘查河道情况。经勘查，汾河自河津至绛州可行载重百石的船只，绛州至平阳（临汾）可行载重50石的船只，而介休至省城太原，则河水浅，泥沙多，须另造小型船只方可航行。为此，山西署府专门聘请南方船匠仿照鳅船、麻阳船式样，修造了三艘大小不同的小型船只，桅舵齐全，可分别载粮40石、30石、20石。清代的一石约折合现在的50公斤，也就是说最大船的载重量也不会超过两吨，相当于一辆皮卡车的载重量。后经“汾河演试”，也仅能从太原勉强走到河津县，要想漕运是不太可能了。

清末至民国年间，太原的汾河两岸虽然有不少渡口，但仅供两岸往返使用，很少有河道行船。有记载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太原兵工厂为四川铸造铜币，川人取币不走陆路，而是以小船由汾河运输，除却安全起见、遮人耳目外，汾河水运便利、实用仍是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清徐县境内的渡口及太原市郊的监军庄、西蒲等渡口仍沿用小木船摆渡过往行人，延续了些许“汾河晚渡”的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