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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风度》）是鲁迅于1927年7月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一篇演讲稿。从内容上看，这虽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但其中有鲁迅对文学史研究的心得，也有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评价，更有借古喻今的思考。鲁迅有着很深的魏晋情结，根据李长之《鲁迅与嵇康》的相关研究可知，鲁迅花了11年的时间校注《嵇康集》，足可见缘分匪浅。因此，《魏晋风度》这篇讲稿，无论是对于文学史研究，还是考察鲁迅的学术思想及其来源，都极具研究价值。
还原历史文化
从讲稿题目来看，这场演讲的主题应该有两个，一个是魏晋风度，一个是魏晋文章。此二者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除了以上关系之外， 还有一组关系就是药与酒对作者的影响，进而是对文学发展乃至文化变迁的影响。
鲁迅的上述研究方法与后来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诗学”研究模式很接近。“文化诗学”其实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通过整合历史事实，以及一些边缘性文本将文学纳入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同时侧重对历史进行文化性阐释。通过对比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可以发现，在《魏晋风度》中鲁迅不断地将魏晋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士族文人的生活方式交叉论述，尽可能还原了魏晋时期的历史文化状况。如此则三曹的文学风格之形成也变得有理有据，嵇康以及竹林七贤也不再像是中国历史中的异数，至少追根溯源也可以找到他们狂放不羁的缘由。
鲁迅是推崇魏晋风度的，他对于刘半农赠送的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也基本认同。然而这场演讲却不仅仅是鲁迅在为魏晋狂放之士正名，亦或者目的远不在此。鲁迅开篇就提出后世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存在诸多误解，也顺带提到了史学研究存在的误区：“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包括在后文中鲁迅认为其实阮籍、嵇康这些人很可能是“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当然，这一观点也不是绝对严谨的，然而此时的鲁迅主要还是想表达一种做学问的态度，即不能“陋于知人心”。鲁迅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近乎痴人说梦的”。文学研究，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情况，还是他的精神世界，连同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都需要仔细考察。
探寻文人出路
在风雨飘摇的乱世，文人该何去何从？1927年的鲁迅，选择在演讲时谈魏晋士人的药与酒，其实是对文人的含蓄规劝和勉励。
关于魏晋士人为何要服食五石散，这一点其实也很难说清。大概那时的士人因为在政治上难以施展，所以把精力都应用于养生，服药成为一时之风雅。 而服药过后所呈现的潇洒癫狂也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除了服药，就是纵酒。李太白“斗酒诗百篇”，酒对于文学创作确实有一些催化的作用。然而其实无论是服药还是纵酒，都只不过是魏晋士人宣泄苦闷、张扬自我的一种无奈方式。文人希望在乱世中保留独立人格而不得，只好琴书寄傲、诗酒消忧。鲁迅并不赞成魏晋士人这种麻痹自己的做法。他认为阮籍、嵇康固然都是文章大家，但后人似乎“只学他们的皮毛”，专会空谈和饮酒，根本没有学到他们的精神。
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充满矛盾。他们不愿忘却兼济天下的志向，却只能沉湎于诗酒，隐匿于山林，在有限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人格，哪怕是消极避世，也不同流合污。这一点， 与鲁迅“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观点是相吻合的。嵇康、阮籍对礼教的不屑并不代表他们真的将礼教弃之敝履，他们只能用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坚守。鲁迅看出来他们依然在坚守着士人的风骨与品格，同时也没有完全摒弃儒家的道德追求。
寻求情感寄托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崇尚自然情性却不失君子之德；鲁迅激烈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戕害，提出“立国先立人”，却也有“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的呼吁。嵇康与鲁迅，同处于中国社会大变迁的时代，他们以相同的激进姿态勇敢斗争，也以审慎的理性维护着传统的根本。他们身上呈现出的那种矛盾与复杂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嵇康执着于人格的坚守，最终不免被摧折；鲁迅绝望却坚持反抗绝望，将斗争进行到底。
作为长期承受精神苦闷的人，嵇康“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而鲁迅则是将苦闷化作了斗争的动力。嵇康作《声无哀乐论》，一方面批判了儒家诗教的虚伪性与庸俗性，另一方面也不否认“先王至乐”移风易俗的作用；鲁迅一方面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另一方面也欣赏故乡目连戏中的“无常”。嵇康与鲁迅始终都在追求一个“诚”字。中国的传统礼义，本就是从人的自然欲求出发而制定的；民间的祭祀仪式，本也是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寄托。这些都是真诚的，无害于人的产物。鲁迅认为“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中国人利用封建礼教欺压弱小、谋求上位，这都是失去真诚的表现。正因如此，鲁迅坚决抨击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却给普通民众的“白心”保留了一席之地。
鲁迅的《魏晋风度》是一篇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而含蓄的文章。鲁迅对魏晋的选择，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更是希望通过对魏晋旧事的追寻，找到中国文人的出路，找到中国文学新的发展方向。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士人，去伪存真，仿佛就是鲁迅的远年知音。他们不仅仅是鲁迅的情感寄托，更是其积极改造国民性、重寻完整人格的一种投射。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