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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讲啦华语世界最着名的舞台剧导演赖声川演讲稿:走别人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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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说一些对大家有点意思的话,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走跟别人不同的路,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误会,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去寻找一个独一无二的,别人没有走过的,你要找一个没有人爬过的喜马拉雅山,不是这样子。其实我认为,走别人不走的路,你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到自己,你要找到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然后我清楚了之后,我自然会找到我应该要找的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独一无二的,就会跟别人不同。

我从小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寻找自己。来到节目之前,我就在想,回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我80年代,我刚刚拿到我的学位,我回到台湾教书的时候,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搞剧场,然后有一个朋友,其中剧团的一分子,他就很热心地每天在帮我们做一些心理测验。他问我的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然后我愣了一下,他说你不能停,你不能想,你就告诉我,我嘴巴上冒出来的就是独角兽,后来他就翻书,告诉我说这时候直觉你最喜欢的动物,其实你就在形容你自己。反正走了这么几十年,可能我觉得那个独角兽的个性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独角兽可能因为它独特地在一个森林里面,你也不知道它在干什么,然后它就在做出一些可能你也想不到的一些事。

我的成长可能就是跟人家不同,我是一个外交子弟,我父亲是做外交工作的,我出生在美国,因为我等于是在美国受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小学教育。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上小学,我上一年级,然后大概读了五六天而已,有一天,老师请了校长在门口,他们两个在那边讲一些耳语,突然他们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指着我,校长就看着我,最后就点个头,然后我们老师就过来,把我的书啊,我的东西收好了,请跟我走,我们就走,然后就走到隔壁二年级去了,然后我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还问我说你做了什么事,让他们带你到二年级去,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看到那个墙壁上有一个海报,有三个橘子,然后有两个橘子,然后三个橘子加两个橘子是几个橘子,我说就是五个橘子,然后我就到二年级去了,于是我的前途也就不被挡住了,就是不会被一些我不用学习的东西挡掉。

其实我12岁到了台湾,然后我父母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学中文,把我的中文学好,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很优秀的外交官。三年之后,他一定会外放去做大使,所以那三年时间就是我不管多辛苦,要把整个中国文化语言,整个把它学起来。我在美国是质优生,回到台湾,进入到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教育系统,我就立刻留级,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我的移民的方向是跟人家是不同的,我接受文化的方向是跟人家不同的。然后这个计划,后来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变数出现了,那就是我父亲生病了,然后他就过世了。当然我就不可能是他们原来想象的我,他们原来想象的我是什么,也就是那三年过了,我父亲在外放,然后我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哪里,一定念的就是国际学校,然后我又回到那个让我跳级那个环境里,然后我又可以成为质优生,然后我可能十六七岁 就念大学了,然后肯定念的就是哈佛或者是什么,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可以预期,因为我本来就是那样子一种感觉的一个小孩,你们以为那条路是好的,可是那条路不会带我到现在这个位子上,如果我没有真正浸泡到中国文化,然后认同它,我在台湾后来念初中高中大学,我觉得这些年,我所接触到的人、事,我交的朋友、我接触到的老师,让我深深地能够连接到我的根,那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根。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是谁。虽然我不完全清楚我要走什么方向,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我是属于台湾中国亚洲东方,我是属于这边,对于一个外交子弟来讲,这个很重要,你到底属于哪一个世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小孩,这么一个小独角兽,然后他英文永远是考一百分,然后他其实认同了中国文化,考大学更不可思议的,我考上了台湾的辅仁大学的英文系,那你说这个怎么说呢,我去念英文系干什么,因为英文系,一方面我轻松了,很多课我其实不用上,另外呢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找自己,于是我就开始玩音乐,也是不知道什么缘分,开始玩吉他。第一次我拿起吉他,就很快就会弹,四个和弦一下学会,然后就发现有这四个和弦,大概可以唱个一百首歌,因为大家都是用 这同样的四个和弦,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就在台北市一个最偏僻的一个角落,开了一个小咖啡馆,叫艾迪亚,就是“idea”,就是“idea house”,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音乐。艾迪亚也就变成台北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然后其实我当时音乐,就听得很凶,也听得很偏,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到今天来讲,我都认为是一个人类的某一种文艺复兴时代,在60年代。你听现在所有的音乐,尤其我觉得嘻哈,整个变成当道之后,一切的主题就是我,所有的歌词都是我,而且最重要是我要,我要什么,我要爱情,我要被爱,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你看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曲,它可能在讲的是世界需要什么,不是我需要什么,是我可以为世界做什么,所有的一些人性的价值, 人类是一条心,我们要怎么样让明天更好,那就是要每一个人心中有更多的爱也好,或者更多的关怀,这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得到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我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很多的理想,这个理想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事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吗。可是今天来讲,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大家已经不太是这样在想事情了,大家还是要一个房子,要一个车子,说实话,我那个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在想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世界,世界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好,就这么单纯。所以,要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要拥抱这样的理想,有那么难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啊,这就一种内心,你自己调整好,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而已。

我们艾迪亚是1973年成立的,然后我一直在那边表演到1978年,然后我就做了下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出国留学。我又回到美国,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念戏剧博士。我讲真的,他们凭什么收我,我真的不知道。第一天上课,我有9个同学,总共10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挪威的着名导演、纽约的着名演员、伦敦的一个着名导演,然后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硕士生已经过来了,我只有一个台湾辅仁大学的英语系的学士学位,然后轮到我自我介绍,我只能说大家好我来自台湾,我知道的不多,请多指教,就这样,然后他们也就不当我一回事,过了一年,这十个人已经变成五个人了,到了第三年,五个人变三个人了,就是我们学校非常严格的,就是这些人就被刷掉,被很无情地,就是说走,你不适合我们再见。最后就是三个人拿到学位,我是其中一位。

伯克利是一个我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接触到我心中一些理想的一些真正实践,好比说全世界现在没有一个都市,没有这种人行道里面的一些斜坡给残障人士轮椅用的,当然伯克利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有那个斜坡,50年代就有,然后你经常在校园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残疾人士,有一次我在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上课,走廊上人很多,然后我就瞄到一眼,看到一张床在那边行走,是怎么一回事,我再仔细一看,有一个人躺在那个床上,那个床就是他的轮椅,但是呢他没有手没有脚,我说这是什么人啊,然后他有一个后视镜,他就用他的嘴巴在控制那张床,然后那个床就在走廊上走,没有助理没有人帮他,然后他就在那边走,我说我没看错吧,看着看着他就进教室了,然后我记得我站在那个走廊上站了很久,直到人都没有了,我站在那边看,我就说真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你可以让这样一个人,他四肢都没有了,然后他可以得到一个,平等的教育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人,然后你不会说你坐在那个位子,会不会不舒服,要不要过来,他会很生气,他会觉得说你干吗,你把我当什么,那我心里正想讲,我把你当残疾人士,错!你要把我当一个人。所以这个价值,就是我在伯克利学会的。在艺术创作上,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艺术上我们讲的是创意,创意这个东西是什么,在某一方面来看创意其实就是你要去掉概念,你脑子里有什么概念,你脑子里有残疾两个字,错!你应该去掉,你应该看到他,他是谁,那就是真正的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好一切的研究,一方面呢又要放掉所有的概念,这个时候创意就容易来了。

所以我后来在伯克利几年下来,我去对地方了,因为它就是能够让我更看到 你要走自己的路,首先你要认识自己,你要了解自己,然后你的路是要走去帮助别人的,而不是帮助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伯克利给我一个最深的,什么叫伯克利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伯克利精神。那么从1983年我就回到台湾,然后我开始教书,台湾没有现代戏剧的一个传承,于是我,我不像今天在座,如果你有上戏,有中戏的学生在的话,你要学习,你有一个传承,这个传承它叫作曹禺,它叫作老舍,它叫作人艺,我们没有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一个空的。那我要教什么,我要教学生什么,我要教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很伟大,很了不起,他的戏很棒,但是它是我们的东西吗,它不是啊,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行的,可能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要走,别人走的路,我反而要去开拓一条我完全不明白的一条路,那就是自己的戏剧创作。

于是就和学生开始做实验,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叫作《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讲学生他们成长里面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经验。1984年的1月10号演出,我记得在台北一个礼堂里面,它也不是一个剧场,然后我们就自己搭了一个剧场,一百多个座位,演了两场,就是一个小戏,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师做的一个小作品,然后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那天来看戏的,那两天来看戏的有什么人,有杨德昌老师、有侯孝贤导演、朱天文、金士杰,这些人都跑来看,然后事后都跟我说,怎么弄得那么自然,我说学生嘛,他们在演自己的故事,可能就很自然,之后就开始跟他们合作。在一年之后就做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另类的一个作品,想不到意外的成功,我们没有想到,相声的没落甚至死亡在台湾,对任何的观众会有任何吸引力,结果演出一来,就一票难求,场场爆满,因为太轰动了,问下一个相声是什么呢,我说对不起,我们不是做相声的,我是做舞台剧的,舞台剧,什么是舞台剧,没关系,等着看嘛。第二年我们就推出了《暗恋桃花源》,那在某一个层面来讲,《暗恋桃花源》的影响力,是远超过《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后来也拍成电影。真的要拍电影,我们找谁啊,我们就找整个华语电影在那个时候,有史以来最着名的一位明星,她叫作林青霞。

我其实一直不断地被放在主流的位置,可是呢,我心中一直是,就是我说的那个,森林里面的那一只怪兽,我也不是那么想影响那么多人,我只能说我是幸运的,在我的时代里面,有人能够理解我的作品,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跟幸运,然后我是珍惜也接受,所以说把我推到主流,我也只能说接受,但是我的个性里面, 还是那个只愿意走自己的路的一个人,而且这个路必须是要跟别人不同。

今天说到这儿,我还是一句话给年轻人,走自己的路没错,但走自己的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本钱,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如果不知道你是谁,不要难为情,大部分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要愿意去花那个时间去寻找,你找到之后,你了解到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个什么位置,你能够做什么事,那你的潜力真正就可以发挥出来,你的路,那个时候这条路就完全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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